学生理财 警惕骗局

在法学的研究中，类型(Type)思维逐渐普及，但何为类型，却需正本清源。

这并不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忽视，而恰恰是对恶意行政诉讼滥觞倾向的限制以及对国家赔偿诉讼程序的谨慎尊重，应当依此推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常流于形式，仅关注行政机关是否理睬过行政相对人。

针对上文所提及的五种赔偿义务机关类型，无论是行政机关中具体共事情形下人情因素的滋扰，抑或对程序性解决效果的直观裁量的弱化，均不能完备地解决国家赔偿责任的承担，集中体现于程序效率方面。[3]相反，如将行政不作为纳入国家赔偿体系，必然极大地提升行政主体对行政不作为滥觞的重视，促进行政主体积极有效地履行其自身法定职责。再次，程序效率意义上客观要求着追偿主体的统一确立同时鉴于我国志愿服务的主体、方式、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本法也应是规范法、调整法。但从实际情况看，多年来我国志愿服务法制保障不足。

2.建议将本法框架设计为10章，依次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志愿服务管理和协调，第三章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第四章志愿服务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第五章志愿服务的行为规范，第六章促进志愿服务发展的措施，第七章志愿服务的经费、保险及其他保障，第八章涉外志愿服务，第九章法律责任，第十章附则。志愿服务与传统的很多理念是一致的，也有不尽相同之处。之后制定的《人权宣言》对人民财产权的保护同样隐含着对征税权的限制。

同样，在税收关系中，国家征税的权力、用税的权力均来自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并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当然，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之外，公平、效率、实质课税、生存权保障等税收方面的宪法性原则,以及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基本制度,都应该在宪法中有所体现和反映,以使这些原则和制度成为宪法上近乎恒久的制度性安排。由人民的代议机关对税收进行立法，就使得人民同意有了现实的制度依托。对税收问题如此轻描淡写，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旧社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仍记忆犹新并深恶痛绝，简化税制、减轻税负正好能够证明新政权的优越性。

因此，许多国家一般都首先从宪法的高度对税收法定主义加以规定或体现，然后再延伸辐射到低位阶的税收立法以及具体的税收执法和司法过程之中。当人类走出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而迎来近代宪法文明的曙光时，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专制王权、神权的绝对权威受到坚决排除。

总的来看，宪法对税收问题的规定往往以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为主旨，并奉行议会中心主义。但之后的几部宪法对税收问题的规定则相当简略。所以，税收法定主义是人民主权原则在税收领域的表达形式。1982年《宪法》沿袭了1954年《宪法》的体例，其关于税收的直接规定只有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12]这说明税收法定不再仅仅是一个拍象的法律原则，将成为生动的法治实践。来源：《法学》2015年第10期。这些条款成为后世无代表权不纳税：以及议会财政权之滥觞，并体现了王在法下的宪法理念。此种方案存在的问题是：该条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专门针对公民而作出的规定，而税法原则首先强调的是对国家的意义。

这涉及到《宪法》与《立法法》之间如何衔接的问题,涉及到宪法体制与立法权配置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显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必须以法律规定。

如果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房地产税立法以‘鹅叫论为立论基础，最终将会积累或激发更多的系统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延迟或阻滞财税改革的文明进程。理性分析我国宪法有关税收问题之规定，实现从税定于法向税定于宪的跨越，是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批准号:15AFX007)和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项目财政宪法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如此，《立法法》是无法对之进行规范与制约的，如果这些立法出现了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立法法》将无能为力。税定于宪 今年8月初，最新调整过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法列为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既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举措，也是回应社会各界对房地产税的极度关切。从此意义上讲，税收确实是一门学问很大的艺术，是一门统治的艺术、治国安邦的艺术，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甚至关乎着政权的安危和国运的兴袁。同样，在税收关系中，国家征税的权力、用税的权力均来自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并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纳税人不仅仅以纳税人身份在税收关系中享有相应的权利，而且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同样应当受到保障。

纳税人不仅仅享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获得国家服务的权利，还应当享有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同意权、监督权、诉讼及获得救济权。事实上，自议会制诞生以未，分权与制衡在宪法上的重要体现就是财政税收领域的分权制衡，体现为税的设定权、执行权、监督权在不同国家机关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匠心独具、极其复杂的纵横配置与相互制约。

而如上所述，税收对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收行为不仅是经济行为，而且往往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5]然而，在绝对专制主义时代，征税的主导权、决定权完全操之于统治者之手，向谁征、征多少、怎么征，都有很大的随意性、专断性和强制性。

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由社会成员私人享受，国家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8作为一项国家权力，宪法学意义上的税权应该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等内容。税收法定之法专指人民代表机关所立之法'）在民主政体中，关于税收方面的立法权一般都保留在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手中，征税、纳税、用税等事项都应当以法律形式明确加以规定。

而如果宪法上有关于税收问题的明确规定，则可以为审查和监督一切税收立法的合宪性、正当性提供一个最高判断标准和依据。基本人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消极权利和自由而是扩展至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领域，生存照顾和福利保障不是对公民的恩赐而是国家应尽的责任。税收法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税定于法，是指征税和纳税均需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进行。原则上也不得要求某一纳税人所纳之税专门用于完成某一特定国家任务。

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特别强调，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A议院提出，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不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此处理税收问题有多大的合理性，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如此规定税收问题显然既与宪法的地位不相匹配，也与税收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时代进程中的作用不相适应。

[17]而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就应当在宪法中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关键制度作出顶层设计，以做到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并充分发挥税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重大作用。但在经济学理论中还有另一种论证逻辑，即把税收的本质看作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认为税收是人们消费和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

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与核心正是对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所作的特别强调和宣示，其不仅是一个国家立法体制的重要内容，更关乎着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宪法定位。[1]熊建：《房地产税能给百姓带来什么》，《人民日报》2015年8月10日。

人民既是国家税权的终极来源，也是国家创建税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7]税收的正当性取决于税收目的的正当性，而税收目的与国家目的具有一致性。而只有宪法才能立于整个税收法律体系的顶点，为所有的税收立法提供根本的价值指引和最高的规范依据，从而建立起一套体系统一、逻辑严谨、原则贯通、内容和谐、层次分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法律体系，进而为税收领域的良法善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并使纳税人的权利保障立基于坚实的宪法根基之上。纳税人只不过是征税权的客体，除了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徭役赋税外，在税收关系中毫无讨价还价、利益博弈的空间，更遑论主张权利、监督权力了，征纳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

1789年，法王路易十六为了筹措税款而不得已召开的三级会议成为了引发大革命的导火索。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不仅直接演绎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和基本规律，也关乎着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其对财政税收问题规定的繁简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又反映着国家理念与国家职能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可以说，在一个现代国家，税收是人民和政府关系最根本的体现，[15]是描述和架构整个宪法规范体系及观念体系的核心要素与基本范畴之一。

因此，这种设想面临逻辑上的困难。这涉及到《宪法》与《立法法》之间如何衔接的问题，涉及到宪法体制与立法权配置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显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